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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历经三年，我省47家升级建设为县级人民医院的广东中心卫生院全部开业。2019年12月3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好消息。47家中心卫生院分布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个地市39个县（市），它们的顺利开业，标志着我省三年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工作取得重大成果。????2017年起，广东打出医疗强基层“组合拳”。各级财政统筹安排500亿元实施软硬件七大类18个项目。其中，47家中心卫生院升级建设是其中的首要任务，也是重中之重。????该项目在40万—100万常住人口的县（市）选择1所中心卫生院、10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县（市）选择2所中心卫生院，按照200张床位以上的规模，每家平均投资1.8亿元，升级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县级综合医院，使其成为县域次级基本医疗卫生中心。????各级财政统筹安排96.12亿元，2017、2018连续两年，广东将该项工作列为省十件民生实事加以推动。2017年，47家中心卫生院升级建设项目全部动工建设；2018年8月28日，第一家升级建设的中心卫生院开业；2019年9月26日，15家中心卫生院集中开业，开业中心卫生院达24家。????目前，47家升级建设中心卫生院已全部开业投入使用，硬件条件、技术水平、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升级。????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建设前相比，47家中心卫生院建筑面积共计增加了48万多平方米，床位增加了10341张，万元以上设备增加了3174台，增加icu床位350张、血透室床位455张、手术室196间。????建设后，47家中心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增至3260人，增幅41.9%，一级诊疗科目增加172项，增幅25.5%，二级诊疗科目由原来的36项增加到308项，原来不能开展的腔镜、介入等三级手术也将逐步开展。统计2019年9月开业的24家中心卫生院开业后与往年的数据发现，门急诊量同比增加13.1%，住院量同比增加10%，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当前47家中心卫生院已完成阶段目标，但全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工作进入攻坚期的决胜阶段。”上述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广东将着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在凯发k8官方网娱乐官方的人才招聘引进、培训培养、增量提质上下功夫；二是要在形成服务能力、政策合力、机制活力上下功夫，力争47家中心卫生院用2—3年时间达到中等县级综合医院水平；三是要在全面完工、全面建成、全面收官上下功夫，大力推动190家升级建设的县级公立医院项目全面完成、尽快开业，确保省委、省政府部署的目标任务如期按质完成。????实地走访????宽敞的门诊、崭新的大楼、进门即有导医指引、诊室分布合理、病房设施齐全……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其中几家升级建设的中心卫生院，发现它们的就医环境大幅改善，设备设施全面升级，医技人才不断充实，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基层群众可以就近就地就医。????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卫生院????填补了没有儿科病房空白????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洪平伟介绍，以前该院业务用房建筑面积仅7600平方米，楼房破旧，走廊狭窄，病房设施简陋，医疗设备陈旧落后，能够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非常有限，不少患者外流到县、市乃至省的大医院就诊。????升级建设后，如今该院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规划设置了层流手术室、标准的消毒供应中心、宽敞洁净的产房，万元以上设备从47台增加到92台，床位数从建设前的160张增加到360张。以前，门诊只开设中医科和五官科，现在门诊科室设置齐全，能开展腹腔镜、宫腔镜手术、脑梗溶栓治疗术等新技术，还填补了没有儿科病房的空白。????洪平伟介绍，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1—11月该院诊疗量增长40%，住院量增长15%，手术量增长39%，业务收入增长33%。????云浮市新兴县稔村中心卫生院????患者留在了本地就医做手术????同样发生较大变化的还有云浮市新兴县稔村中心卫生院。该院配套购置了40排螺旋ct、四维彩超、腹腔镜、椎间孔镜等设备，配置了标准化的层流手术室和供应室等设施。????升级建设前，该院全院医技人员86人，投入运营后全院医务人员178人，其中具有初级职称135人、中级职称14人、高级职称7人，还有6名帮扶专家。????软硬件的提升，使很多原需要到二级以上医院才能解决的复杂病例在该院得到治疗。2019年11月，该院门诊量同比增长26%、住院人次同比增长43.35%。????54岁的云浮新兴县稔村村民麦国华，原本拒绝在“家门口”的医院手术。不久前，他骑摩托车时出了意外，右胫骨粉碎性骨折，被送到新兴县稔村中心卫生院（新兴县第二人民医院）救治。若是常规手术，他的右小腿要开一个近20厘米的口子，为此麦国华宁愿保守治疗，忍痛两个月，也不愿意开刀。????在稔村中心卫生院帮扶的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阮骨科主治医师张涛，给了麦国华意料之外的“第三个选择”——微创钢板螺钉内固定术。术后13天，麦国华恢复良好，右腿也不痛了。????微创手术后，腿上只有两个3—4厘米的小口子。麦国华连声称赞：“中心医院环境好了，技术强了，我看病更放心了！”他希望，未来中心卫生院能引进更多技术和人才，“家门口”的医院可以救治更多疾病。????南方日报记者 李秀婷 朱晓枫 通讯员 粤卫信
原标题:带量采购再扩品种1月17日开标部分原研药或降价九成 此轮带量采购首次设定最高有效申报价，部分过期原研药品种或面临降价九成。 新增33个品种的带量采购将于2020年1月17日开标。与原来试点的25个品种带量采购规则不同的是，这轮中标企业不再局限于3家，最多可有6家企业入围，与此同时，首次设定最高有效申报价，这轮带量采购将再度搅局专利过期原研药市场，部分品种或面临降价九成。 这轮带量采购品种，覆盖糖尿病、高血压、抗肿瘤和罕见病等治疗领域，参与地区为全国31个省市（包含新疆兵团）。艾美达数据显示，这33个品种，共涉及到20家跨国药企的26个原研药品种，其中，葛兰素史克、拜耳、辉瑞这三家跨国药企涉及到的原研药品种最多，均达到3个。 对拜耳来说，更为特殊的是，涉及到的3个品种——阿卡波糖、铝碳酸镁、莫西沙星均属于公司销售额过亿产品。如拜耳规格分别为0.1g和50mg的阿卡波糖，2018年在全国样本公立医院的销售额合计加起来达到接近9.6亿元。 本轮带量采购，首次设定最高有效申报价，最高有效申报价虽暂未公布明确的制定原则，但基本不高于当前市场最低中标价。对于部分原研药品种来说，若要入围的话，降幅五成或在所难免。以品种“格列美脲”为例，在2mg规格上，当前市场原研药最低中标价是4.51元/片，此次带量采购设定的最高有效申报价是0.30元/片，这意味原研药需要降幅九成才有可能入围。该药品的原研药厂家是赛诺菲，在该规格上，2018年在全国样本公立医院的销售额达到2.90亿元。 本轮带量采购，再次推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对于仿制药企来说，虽然有机会可以趁机扩张市场，但也面临一定挑战。 仿制药参与带量采购竞标的前提，是已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或是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品，或是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品。对于仿制药来说，按照前期25个试点品种的带量采购的竞价情况来看，同一品种上，参选的企业越多，“砍价”也就越激烈。这33个品种，目前可以参选的仿制药企最多的两个品种是阿莫西林、格列美脲，仿制药企业数量分别达到8家、6家。因此，预计在后期竞价过程中，这两个品种将难逃新一轮“砍价”。 上述这33个品种，涉及到部分a股、h股上市公司。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恒瑞医药（600276.sh）、中国生物制药（01177.hk）、复星医药（600196.sz、02196.hk）这三家上市公司涉及到的品种最多，均在3个或3个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肿瘤药品种“阿比特龙”竞标上，恒瑞医药与中国生物制药之间或将展开一场比较激烈的争夺。恒瑞医药与中国生物制药两家的阿比特龙仿制药皆相继在今年7月份获批上市，两家公司目前的销售额均未超过两千万元。该抗癌药的销售市场主要还是由原研厂家强生所掌控。2019年前三季度，强生在全国样本公立医院的销售额已超过5亿元。如恒瑞医药或者中国生物制药的阿比特龙产品能入围带量采购的话，将可以快速铺货到终端医院市场。 天风证券分析师潘海洋在研报中表示，整体来看本次政策相较前两次有所缓和，相对于此前政策的一家中选或者3家中选，此次变化在于中选家数有望增加，企业只要降价诚意足够，大概率能分享市场，避免出现此前很大降幅也丢标的情况，企业中选概率有望增加，市场整体来看更加趋向于均衡。本次从博弈角度预计这一次整体价格降幅大概率超过50%，中选企业大概率还是惨胜。 “本轮带量采购，企业两级分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而参与的企业希望拿到更多的市场，预计后市会博弈得更加激烈。”有药企人士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原标题: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12月16日，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内，住户将垃圾袋投放到路边的垃圾桶。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张玉佳/摄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卫星图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 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灞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要提前退休了——有人断定在2019年年底，也有人说会是2020年。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设计运行时间为50年的家伙，只工作25年左右，就不堪重负了。 这座垃圾填埋场占地超过1000亩，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任何意义上看，它都够大、够深。但设计者还是低估了垃圾不断增长的速度。 建成之初，它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日填埋量是2500吨。25年间，西安市每日产生的垃圾量增加了15倍。2019年，西安日均产生垃圾达到1.3万吨，江村沟需要吞下其中1万吨左右。这里垃圾堆积最高处有近150米，是西安市地标建筑鼓楼的近5倍。 在它之前，已有多个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提前“退休”，如重庆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广州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快装不下了，垃圾仍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人们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一场持久战——焚烧正在成为中国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方式。但焚烧不是终点，人类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对付自己亲手制造的敌人。 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从高空俯视，江村沟是白鹿原上的一道深沟，因距其不到500米的村落“江村”而得名。这个天然形成的沟远离都市，周边人口稀少，地质稳定且难遇山洪，上世纪90年代，被选为西安市垃圾填埋场。 填埋场1993年4月动工，1994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它是国内垃圾日处理量最大、库容量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也是西安市主城区唯一一座垃圾填埋场。自建成起，几乎承担了西安市全部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 每天，西安市城六区及长安区产生的绝大多数垃圾，都要在全市100多个垃圾压缩站处理后被运至此处，倾倒，压实，每填埋6-9米，覆土，再继续倾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名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工人了解到，夏天垃圾多时，一天有超过1600车次垃圾运往此处填埋。高峰时，垃圾场门口的垃圾车排队能有1公里。 为了处理14亿中国人每天产生的垃圾，这片土地上有超过2000座合法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像这里一样超负荷运转。 1987年启用的南京市天井洼垃圾填埋场已于2014年停止使用。设计使用25-30年的成都长安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3次扩容，场地中央隆起一座“垃圾山”，填满时间比计划提前10年。都江堰垃圾填埋场已于2019年6月20日封场，城郊这条45米深的天然峡谷被填得满满当当。 2009年以前，北京超过9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填埋处理，每年仅填埋垃圾就要消耗500亩土地。时任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曾表示，当时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而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容量只是填埋场力不从心的因素之一。随着城市不断扩张，曾经选址偏远的填埋场变得离城市越来越近。即使是合法的垃圾填埋场，仍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访了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江村、肖高村，它们分别距离填埋场约500米和1公里。多名居民告诉记者，每到雨后和夏天的傍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垃圾的腐臭中。 一位老人称，垃圾场建好后，感觉家里的水都“变了味”，夏天“碗里苍蝇比米多”，“各个时段臭味不一样”。 村民曾多次向村委反映情况，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即使是温度接近0摄氏度的冬天，村子里仍然能闻到阵阵恶臭。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下简称《“十三五”规划》）。2016年至2020年，政府预计实施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项目845个，待修复的填埋场土地近7900公顷。 经过填埋处理的垃圾分解速度较慢。有人对某个垃圾填埋场进行挖掘取样，发现40年前的旧报纸上印刷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垃圾填埋场封场后，还需对该区域进行20-30年的监测和维护，对监管部门是不小的压力。此后，这片土地也无法再进行商业开发，只能建成生态公园或高尔夫球场。 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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